2019年10月10日下午15:00，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第113期“河汾讲堂”在文学院国学大讲堂举行。受杨永康教授邀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张金奎先生主讲，主题为《走近真实的锦衣卫》，由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乔新华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张金奎老师首先说明了对于当今部分史学界乃至整个社会认为锦衣卫是特务机构这一现状的看法，认为史学界强调锦衣卫是特务机构一定程度上是特殊年代的影射史学或者夹杂了个人情感的看法，而客观公正的史学评价要从史实出发。接着张金奎老师从电影《锦衣卫》引出大家熟知的“绣春刀”的话题，通过对《万历野获编》和《春明梦余录》等文献的分析，指出真实的绣春刀和电影中艺术创作后的绣春刀并不是一种，真实的绣春刀更多的是一种礼仪性的佩刀，而且绣春刀也并非只有锦衣卫才能佩戴，九边将领也有佩戴绣春刀的例子。虽然绣春刀并未有实物流传于世，但我们也可以从一些画作中窥见绣春刀的真容，比如张金奎老师向大家展示了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出警图》，从中我们看见了绣春刀远要小于实战用的刀具。紧接着绣春刀，张金奎老师又引出了“济苏服”的话题，“济苏”由于是蒙语的音译，也有译作“只孙”、“济孙”等，原本是蒙元时期赴圣宴的礼服，明代演变为锦衣卫参与大型典礼活动的制服。张老师又借由《元世祖出猎图》和《明商喜宣宗出猎图》让我们得见济苏服的样子。
明乎锦衣卫的制服与佩刀等话题，张老师便要从整体出发向大家介绍真实的锦衣卫了，首先对于锦衣卫历来褒贬不一，张老师先带领大家回顾了史学作品中锦衣卫形象的演变。明代对锦衣卫有介绍的成果主要有《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官修史书和王世贞《锦衣志》和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禁卫》等。四种记载皆以叙事形式，讲述锦衣卫的源流、官职和各种职能。两部私修野史则以人为主，带有一定的情绪表达，塑造了锦衣卫恐怖的史学形象，对锦衣卫残暴对的揭露为民国学者将锦衣卫作为专制主义工具来批判提供了材料和思路。但明代野史并无民国人的近代觉悟，他们对锦衣卫官员也并非完全否定，对其善行还做过歌颂。而到了清代，《明史》的修撰过程充斥了东林后裔的个人情绪，对锦衣卫加以负面评价，但在列传中也存在褒扬的例证。所以明清两代的史学作品对锦衣卫褒贬不同，各有体现。而到了民国，对于锦衣卫的研究，开始从叙事史学向分析史学转换，出现了以吴晗、姚雪垠、丁易等人作品为代表的分析性论著，但除了早期的孟森以外，大多数民国学者将锦衣卫贴上单一的“特务”标签，集中研究其镇压功能，并且只谈其罪恶作用和负面影响，而不论其正面意义，使得锦衣卫研究经历了“从多重到单一”的近代转型路径。其中以吴晗《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丁易的《明代特务机关》、姚雪垠的《明初的锦衣卫》等为代表作。这种史学观点一直延续到新中国以后乃至20世纪80年代仍被一些人不断强调。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否是这样？张老师向我们简单地介绍了锦衣卫的设立并通过数据的分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锦衣卫脱胎于朱元璋设立的亲军，其职能等均与元代的“怯薛”相类似，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后，朱元璋重整亲军，于洪武十五年，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正式设立锦衣卫。锦衣卫起初在职能上类似于元代的“怯薛”，编制上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是对元代万户府的继承。洪武二十三、二十四年均对锦衣卫下属千户所有所增设。总共形成规模下属有19个千户所，合计官吏人员除去散骑舍人等散员外大致有2200余人，算上散骑舍人等大约也就25000余人。而在其中，据张金奎老师的统计，真正从事秘密缉查人员包括专职从事秘密缉查的东司房行事校尉、以及兼职稽查的西司房捕盗校尉和巡捕校尉（又称“坐城校尉”），按照人员员额的规定不足700人。另外算上东厂征用锦衣卫的侦缉人员（锦衣卫中设有“东厂缉事校尉”）并且加上可能参与到其中的外围人员总计不会超过1000人。在一个有25000余人的庞大的官吏机构中，仅有不足1000人从事秘密或者半公开的侦缉工作，我们就称这个机构是一个特务机构显然是不合理的，在一定程度上大家对锦衣卫都存在着很大的误解。那么真实的锦衣卫是什么样子的呢？
张老师接下来向大家讲解锦衣卫的人员组成。提出锦衣卫主要是由两大类七小种人员组成。其中包括基本人员：（一）军官、军士；（二）校尉、力士；（三）侍卫将军以及“附属人员”：（四）散骑等各色舍人；（五）寄衔人员；（六）女户；（七）文职、杂差。接着张老师逐次介绍了各种人员的特点和主要来源等。张老师强调其中军官的选拔“不以世而以能”，并且“带俸官”中形成“环卫官”体系，随时补缺，形成有序竞争，且便于亲近皇帝。且在锦衣卫中还存在着“优给营”这种后备军官养成的机构持续到成化十二年才废除；而锦衣卫中的军士主要除来自于原仪鸾司和都尉府的军士外，还有官旗军士，即通过比试选拔或者实战立功出来的军士，所以锦衣卫在起初时也有一定的野战职能；锦衣卫中的校尉力士大多分布在前五所（即锦衣卫左右中前后五所），而校尉、力士及侍卫将军（也称天武将军或大汉将军）大多由地方推荐选拔构成（有严格的选拔标准）。
继人员构成及选拔后，张老师又介绍了锦衣卫的相关职能。锦衣卫最突出的职能就是其“体外监察”职能，而这一职能也曾发生过演变。其侦缉范围宽泛，但受限，且不得接受官民诉讼而与科道系统互相监督，此外锦衣卫内的不同系统也互相有制衡机制（如镇抚司制约东司房校尉）。其中的秘密侦缉只能由行事校尉执行，但行事校尉只有讯问权，没有判决权，侦缉结果还是要由法司依律论断，而且其侦缉等活动范围涵盖边疆地区。为保证侦缉效果，制度严禁锦衣卫官兵和外廷文武官员交往。除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秘密缉查本身也有其制度渊源，可追溯到唐代南衙的金吾卫和宋代的皇城司察事军卒。而朱元璋本人也很擅于应用秘密侦查手段，除锦衣卫外，文官的监察系统也使用了秘密缉查手段，但其需要有足够的牺牲精神，而士大夫讲究脸面，很少愿意化妆私访，故使用频率远远低于锦衣卫。明中期，士大夫对锦衣卫的缉查持有相当的抨击态度；到了晚明，士大夫群体对厂卫的缉查态度出现分化：总体上依旧反对声为主，但由于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科道系统无作为的一部分官员主动提出加强厂卫监察，但总体似乎影响不大。而除了监察职能，张老师也简略介绍了锦衣卫的司法、城市管理、外交和“外事”、服务内廷以及临时差遣等职能。
讲座结束后，张金奎老师回答了现场师生的提问，就锦衣卫在晚明时期的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终乔新华教授对张金奎老师的讲座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并再次向张金奎老师表达了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这次讲座的欢迎与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