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
（田野·社会丛书）
行龙 著
商务印书馆
2025年1月
ISBN：9787100242189
目 录
序 言
部勒成稿，回头再来写这个所谓的序言，我首先想到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只是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界探索的一个路向，我只是在这条道路上的行走者之一。“踉蹡越门限”，屈指二十年。
2003年，“非典”肆虐的年份，我在太原南宫旧书市场收集到一批清徐县东于镇的社队档案资料，从此引发了从社会史角度开展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的思考与实践。
2004年9月新学期，在陪同华中师范大学老校长章开沅先生考察太原市剪子湾村后，我组织了一个研究生和本校美术学院青年教师在内的“剪子湾课题组”，对剪子湾村进行了系统的摄像拍照，后将该村档案资料收藏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这是中心早期收集整理的第一个村庄档案资料。月底在山西大学文科楼大报告厅向全校做了一场“走向田野与社会——开展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调查”的学术报告。
2005年3月，又一个新学期，我组织了一个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全体教师和研究生参加的读书会，将韩丁的《翻身》与弗里曼（Edward Freidman）等人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比对研读，还邀请韩丁研究的对象——张庄曾任党支部书记王金红、韩丁的妹妹寒春及韩丁的女儿、女婿，举行“韩丁与张庄”的大型学术报告会，并举办了相关的图片系列展，校园内掀起了一场不小的“张庄热”。
2006年10月到11月，我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做访问学者四十天。这个中心早已是闻名全球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最好的研究基地之一。中心所藏大量的中外文著述和期刊，尤其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地方报刊、各种方志、不同行业的年鉴、各种统计资料等令人目不暇接，也给我以极大的震撼。然而，这些资料均为已经正式刊行或属内部刊行的文献，大量迅速散失的基层农村档案资料正需要我们进行抢救式的收集整理。建设一个“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式的资料中心，集中收集整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基层档案资料，这个信念在此次访学后更加强烈。
2007年12月，我的那本论集《走向田野与社会》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其中收录的“集体化时代”的几篇论文及最后一篇《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受到史学界的普遍关注。有评论认为，本书“从时段而言下延到集体化，本书超越已有规范学科的边界，超越旧有学科的年代和时限，标志着中国社会史发展到现在已日趋成熟，建构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范式已见雏形”，“这种对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文献资料的大规模搜集、整理和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创举，是对那些即将湮灭的宝贵历史资料的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堪称是在建造和挖掘一座历史文献宝库”。自然，这些评论在我看来都是一种激励。
2008年暑期，社会史研究中心从先前借用的校图书馆搬迁至现在的鉴知楼。10月，“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暨纪念乔志强先生诞辰8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晋祠召开，与会代表成为“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综合展”首批参观者。这个展览集实物、档案、报纸、图片为一馆，教学、实践和研究三位一体，日后被授予“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号。同年，我申请的“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立项资助。2012年，“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档案搜集、整理与出版”，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在此前后，青年教师数人在此领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资助，极大地提升了本中心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水平。
2009年暑期，我们主办了“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学术讨论会，海内外4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并就相关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理论关怀、资料运用及现实中国的“三农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的那篇《从社会史角度研究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提交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当代中国与它的发展道路”学术讨论会，傅高义先生作为评论人给与肯定的评价。之后，该文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发表，并被《新华文摘》转载。与此同时，前及《述略》一文在英文版Modern China 上全文刊出。中心进行的有关工作为学界所识。
2010年，社会史研究中心与日本多所高校研究机构合建“中日合作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基地”。日本中国研究专家内山雅生、祁建民、弁纳才一等，与中心师生多人联合开展了对晋中地区某一村庄为期五年的田野考察。之后，中心与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历史大数据研究团队合作，开发基层农村档案数字化建设。多名青年教师赴日本、美国、德国及中国港台等地进行学术访问，学术交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和城市化迅速推进的步伐，最近这些年，我们逐步调整了基层农村档案资料收集整理的策略。这就是，从之前以个体为主的“从家乡做起”到有组织、有计划的地毯式“集体调查”。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对潞城、昔阳、沁水、阳城、永济、浮山、绛县、太谷等县域进行过集体调查。三晋大地数百个村镇都留下了中心师生调查走访的足迹，社会史研究中心的现有空间已不敷使用。我曾以“累档成山”描述那一袋袋一堆堆带有浓烈乡土气息的档案文书。我也坚信，这是有史以来对中国农村文献进行的第一次系统性的抢救式保护，它不仅对保存保护乡土文化和多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前辈学者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们是我的引路人，又是给我鼓劲的人。业师乔志强先生从事社会史研究，非常注重从现实出发去看历史问题，尤其重视收集整理地方文献来写学术论文，他的治学风格对我的影响深刻而久远。
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静如先生就首先提出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为基础，“再回过头来把党史研究深化”的意见。他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两部著作，虽未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史，但都是那个时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著述。后来他又在《历史研究》上发文，明确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
田居俭先生是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的积极倡导者。2007年《当代中国史研究》第3期发表了他的《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一文。有感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和高潮迭起，但仍然没有一部当代社会史或包括当代社会史在内的中国社会通史问世的现状。该文提出，无论从中国通史还是社会形态史的角度审视，都应当加大力度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拙作《走向田野与社会》出版后，田先生又特意写信鼓励我。信中写道：史学界应开展与“社会建设”相对应的当代社会史研究，而你在这方面先走了一步，这从“集体化时代”一组论文可以得到证明。“公正地说，你和你主持的中心，是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农村（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的第一批研究者”。“希望你和你的同事们继续努力，取得更多、更新的成果”。2012年8月，田居俭、宋德金等前辈学者前来山西大学参加“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学术讨论会，其间饶有兴致地参观了“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综合展”，勉励鞭策之词言犹在耳。
2011年，我与马维强、常利兵合著的《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田居俭、李文海、朱汉国、李文、李彬等专家学者20多人参加了有关的图书出版座谈会，给予本书积极肯定的评价。会后，李文海先生发表《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一文，充分肯定“《阅档读史》更是一部客观公正的学术著作，体现了作者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书中对集体化过程中基层社会的一些问题同样给出了比较透彻的描述。凡此种种，均是该著客观公正特点的集中体现”。事实上，李文海老师当时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两会副会长职务，我曾多次就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有关问题求教于他。每每聆教，受益良多。
2014年，本着初步总结中心有关集体化时代的研究成果，更为着进一步深化有关研究，由我主编了一本《回望集体化：山西农村社会研究》论文集，收录中心研究团队成员有关论文29篇，学界也给予积极的评价与鼓励。评论认为，全书强调资料收集、整理、鉴别和利用的重要性；研究内容丰富，研究视角新颖独特；在理念、方法和选材方面体现了较强的学术创新。如此种种，都对我们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充满期待和激励。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学术研究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积累，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目前仍然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任重而道远。虽说“路漫漫其修远兮”，但还有鲁迅先生那句话不时在我的脑海激荡。
本稿交付出版之际，有中心同仁建议是否应有一个副题“走向田野与社会第二集”，以此呼应先前由三联书店出版的那本书。我想，不用再去画蛇添足了。对我而言，如果没有走向田野与社会，何来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呢？
转自：微信公众号：区域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