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7日下午，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第162期河汾讲堂于主楼三层会议室如期举行。本次讲座采取线下形式，主讲人是山西财经大学日本财政经济研究所负责人闫浩老师，报告主题为《日本文献与山西研究》。校内外的50余名师生来到现场参加了此次报告会。报告会由学院周亚教授主持。
本次讲座共分为“晋商历史研究”、“华北抗战主题”、“历史人物研究”、“山西文化主题”以及“茶酒汉医文学”五个部分。
在引言中，闫浩老师以“儒家文化的不同面相”为引子，从地域关系到文化关系的角度讲解儒家文化的一体性与变迁，中日两国虽然同样是儒家文化圈，但其发展变化各不相同。中国大陆最终形成以儒家为表层文化的多元文化共存的“中道”模式，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而日本引入儒家文化后与本土神道教及之前从中国传入的佛教完美结合，形成了“极化”特色，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描述，日本人完美的中和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文化，形成自身的特色。从历史上中日关系来看，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来表述中日关系的历史。多年来，这一说法被认为是对中日关系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在此基础上，需要指出的是，两千年的中日古代关系错综复杂，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或许很难用"友好"、"对立"抑或其他定性词句一语概括。日本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日本人的独特根性——孤独和危机并存，这一根性深植日本文化深处，最终生发出以“武士道”和“茶道”为核心的日本文化精髓。日本人“物哀”“幽玄”“侘寂”“孤独”等独特审美和“一生悬命”、“完美”、“秩序”、“群体”“责任”等性格均也是其孤独与危机的文化根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投射。正是这种地理和文化的差异，形成了两国人对历史文献和资料的不同看法，中国人处理问题灵活性更强，在文献丰富且庞杂情况下，一旦面临重大变故，文献和资料损毁严重；而日本的极致文化和完美特点，却反而为资料的流传、保存和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作为地理上长期搬不走的邻居，在历史上两国民间交流也长期存在，这为资料和文献的传播上提供了便利，汉字的使用也让我们方便使用日文文献提供了可能。基于以上情况，我们应当特别重视日文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验证和补充价值。
在“晋商历史研究”部分，闫浩老师先给大家诠释了何为“文献”的概念，然后又引出了何为“日本文献”的概念以及历史要记录哪些内容，介绍了一系列实用资料网站，以及日本文献中较为重要的晋商史料，如《中国经济全书》《中国年鉴》《中国金融机关》（注：原始史料文献名为日文）等具体文献，其中，应当特别注重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https://dl.ndl.go.jp/）和国立公文书馆（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所公开的文献史料，同时对神户大学新闻记事文库（神戸大学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http://www.lib.kobe-u.ac.jp/sinbun/index.html）也应予以重视。闫老师重点指出，近代以来，日本对晋商的关注和研究始于民间调查和贸易往来，可见的最早调查是武汉乐善堂的调查。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即大致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为日本晋商研究的发轫期，这一阶段日本晋商研究文献主要是基于中国经济、金融财政等综合调查资料。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二战结束为日本晋商研究发展期，这一阶段开始出现学者的专题研究，以学术研究和专题调查资料齐头并进为标志。从战后到90年代为日本晋商研究的繁荣期，这一阶段涌现出大量的专业学者，主要围绕晋商专门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众多学者的专题研究展开。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为稳定期，主要特点是从晋商专题研究向交叉研究领域拓展。
对于早期日本晋商的调查资料，重点介绍了从汉口乐善堂、日清贸易研究所到东亚同文书院等各阶段对晋商的调查过程和成果。对于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二战结束为日本晋商研究发展期，他重点指出应重视“满铁”“外务省”的调查和相关学者的资料，特别是广畑茂、高木、木村、冈田等人的研究成果。对于从战后到1980、90年代为日本晋商研究繁荣期，重点指出佐伯富、斯波义信、寺田隆信、滨下武志、松浦章、刘序枫等学者对晋商研究的贡献。对于从1980年代末至今涌现的一大批新的日本晋商研究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进行了重点介绍。如毕业于东京大学，现任大阪市立经济大学副教授的盐谷昌史和彭浩博士，毕业于东京大学郑惠仲博士等，同时也介绍了东洋文化研究所黑田明伸、高见泽磨等教授对晋商账簿整理的贡献。
闫浩老师指出，在当前条件下，大量基础文献和调查文献的公开和出现，为反思和重建“晋商研究”提供了条件。一是要回归历史、正本清源，着力深化晋商、票号、钱庄在前近代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要回归各自本来的行业形态；二是要拓展晋商的研究视角，由从内向外转向从外向内，以海商史、贸易史、关联和互动等视角推动晋商研究的转向；三是针对晋商的专题内容要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如晋商的制度、技术与组织，全国性商帮网络的建构、晋商商会组织、东亚簿记技术等主题；四是要将历史文献和现地调查相结合，突出现地调查资料的文献价值和互证功能。
在“华北抗战主题”部分，闫浩老师开门见山，首先指出抗战日文史料的来源主要是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史料室、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资料丛书、外交史料馆外交文书及战友会、慰安妇等大批已公开的数据库。并就各数据库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
在“历史人物研究”部分，闫浩老师以阎锡山为例做了重点介绍。他指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国立公文书馆珍藏的早期阎锡山资料，是目前阎锡山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史料，特别是在战时资料的挖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讲座中，闫老师展示了日文中“对伯工作关系资料”等系列原始档案，以此为例探讨了抗战时期阎日关系的变化。
在“山西文化主题”以及“茶酒汉医文学”部分，闫浩老师先是以日本三国研究为例，介绍了日本学者对关帝的研究。随后，又结合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介绍了日本对“茶道”“酒谱”和汉籍中医文献的研究。特别指出，山西作为汾酒的产地，晋商中也有大量的茶商，在“茶”“酒”文化方面，或许可以挖掘更多的可对比研究的文化内容。在汉籍中医文献方面，他指出，应当突出对起源于黄河流域的《黄帝内经》及相关文献的研究和整理。这些内容，开阔了研究的视野。
最后闫老师总结道：目前山西研究中利用日文文献的力度还不够，仅有的一些引用仍然停留于碎片化，今后应当更加重视日本文献的利用，推动山西研究走向深入。
在评论中，我院杜小军副教授指出，由于闫浩博士研究方向和关注点的差异，日文文献可能远远大于讲座的范围，如在“云冈学”方面，日本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深入。我院杨波研究员、张泓明博士、晏雪莲博士、安艺舟博士和外语学院孙登洲老师等参与了讨论。
文稿：余娟
图片：晏雪莲、韩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