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博物馆”已经悄然镶嵌在曲沃县“曲村一一天马”遗址上了。
这一场馆的建设，以实体形式向世人宣示着晋国昔日霸业的辉煌，也拂去了从西汉司马迁写《史记》起就笼罩在唐（晋）国封地上的层层迷雾，它诏告着天下：这里才是“晋之源头”。
逢年过节总会有一些游客在这里探寻和畅想。人们大概不会想到，这座省内目前唯一的一座遗址博物馆建设，竟与山西大学历史系七八级的同学有太多的联系，山西大学的学生与晋国博物馆有着如此深厚的机缘。
晋人自然要关心“晋之源”。何况是省内最高学府历史考古专业的师生！
《史记》载，晋国是由唐国改称而来。唐国始于尧王的后人，西周早年成为周成王弟弟叔虞的封地，叔虞的儿子燮父继位后“改唐为晋”，是为第一代晋候。晋国由此发端，山西省简称“晋”盖源于此。
晋国的故事没有争议，晋国的来源地则莫衷一是。
晋国早年有多大，位置在哪里？依据司马迁的说法，唐叔虞的始封地“方百里”，在（黄）河汾（河）以东。寥寥两语过于笼统，给人以云山雾罩之感。
当年晋国“一分为三”后，韩、赵、魏各家为了标榜正统，多搞出一些祭祀唐叔虞之所，就连三家分晋之后迁晋君于沁水的地方，也叫作“端氏”，这给后人寻找晋国发端地带来了不少纷扰，晋亡之后200多年的司马迁，对此问题已语焉不详了。
“河汾以东”？如此宽广的范围！这一问题成为二千多年来的历史公案。
到了公元1978年，在我们大学的课堂上，老师用犹疑不定的神情望着天空，缓缓说道：晋国发端于太原晋祠一带。老师姑妄说之，学生姑妄听之。
然而，我们身处一个打破迷信，主张独立思考的时代，考古学明显属于重视考据之学。
我们1982年大学毕业，从那时起到现在过去了40年，考古事业发展很快，仅在临汾市范围，考古发现且有我们大学同学参与发掘和研究的遗址至少有：陶寺遗址、柿子滩遗址、枣园遗址、薛关遗址、霸国遗址，曲村—天马遗址，还有丁村遗址的深入发掘等等。
省内考古惊喜不断。有些成果是发现，有些是颠覆和改变。“曲村一天马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明显属于后者。
这里不仅有大量的古迹遗存，还出土了许多的青铜礼器。
与以往考古明显不同的是，青铜器上多铸有铭文，后人看上去斑驳又简略的文字，与历史文献相对照，“铁证如山”讲清了一个事实：西周初期，晋国肇始之地不在太原，而是我们脚下这片土地。这里也是“三家分晋”的核心地区。
这一成果，据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十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震动了考古和历史学界。这成为我们策划晋国博物馆建设的缘起。
2008年3月，我在蒲县工作七年后，由蒲县县委书记岗位调任曲沃县委书记，孙永和是曲沃县的文物局长，已经干了13年。
孙永和是山大历史系1978级同班同学，又是当年毕业分配一起回临汾的，于公于私，我都有必要与他见面了解县里的情况。
记得他当时高兴而又有激情地头头是道讲起“曲村一天马遗址”，好像在为我䃼课，并振振有辞地提出在那里建一个遗址博物馆。
还䃼充说，不仅是他，还有县委前任主要领导和北京大学的专家学者都有这个想法（曲村一天马遗址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考古基地）。
我一开始不置可否。
一个领导初到一地，一开始都要先做调查研究，熟悉情况，谋划思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步接受了孙永和的建议。
我认识到，曲沃虽然有“景明瀑布”、“大悲院”、“浍河水库”、“太子滩”等很好的文化旅游景点，但在外界缺乏知名度，没有在更大范围吸引人的“旅游目的地”。
在“曲村一天马遗址”作文章，历史文化价值大，还能做到雅俗共赏，顺应“国学热”潮流，可能成为“龙头”景点。
也是在那些年，晋国的历史文化遗存在晋南许多地方都有所发现，不只是曲沃，还有候马、闻喜、翼城、新绛、绛县、襄汾等等。
如果曲沃县率先树起“晋国文化”这面大旗，既可以抢占先机，又可以整合县内游游文化资源，在社会上也容易得到广泛认同，是一个利国、利县、利民的好事。
主意一定，我与孙永和先是利用休息天到邻近的三门峡参观了“虢国博物馆”，后来又带队去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山东临淄“齐国车马坑博物馆”，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
博物馆事业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财政投资是遗址博物馆主要方式。在我与孙永和及其他同志酝酿建设方案时，鉴于曲沃财政困难，也为了地方少花钱，还怕钱花不好群众有意见。
谋划了小、中、大三个意见，总体原则是，在依靠本县力量的基础上，全力争取上级支持。
这件事的决策很快，不到50天，为紧接着抓住一个重要机会赢得了时间。
我事后回想，如果当时县文物局长不是孙永和，如果经我了解老孙在县上的人品口碑能力有问题，如果我们缺乏交往的基础，很难想象这么件大事这么短时间就定下来。
假如我们在这一问题上优柔寡断拖下去，可能会失掉紧接而来的一个大好机会。
在我们策划这件事后不久，时任省长孟学农来临汾视察工作。正是由于他这次视察，从省政府层面定下了在曲沃建晋国博物馆这件事。
不单如此，由于孟学农省长的个人关系，这件事也得到时任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的很大支持（单霁翔局长曾在北京市做过副市长，与孟学农同志一个班子工作过）。
情况如果不是这样，按照常现，我们想做这件事，一级一级按程序向上申报，耗费的时间会很长，结果也不好讲。
孟学农省长所以能在视察工作中重视起这件事，原因很多，说起来也是机缘造化，其中一个因素与我们接待工作中的一件事有关，世上的事，真是因果相生。
孟学农省长来临汾的信息我是较早获得的。当时的临汾市委书记是山西大学77级毕业生夏振贵同志，市长是我非常敬佩的刘志杰同志。
在市里确定省长视察线路时，我们做工作把“曲村一天马遗址”纳入其中。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接待好，汇报好，力争一个好效果。
在谋划细节时我注意到：按惯例，作为县委书记，由我汇报全面情况，孙永和作为文物局长，在“点上”汇报介绍遗址文物情况。
由于此事关系重大，担心完全由我们汇报介绍，人微言轻，学术的权威性也不够，引不起省长重视。如果由我们现场提出建设博物馆的建议，一旦被否决，没有了回旋余地，明显会错失良机。
到底怎么办才好？我与孙永和商量，想到了请北大教授李伯谦先生为我们“站台”。
李伯谦教授不仅是“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成员，而且较长时间参与了“曲村一天马遗址”的发掘研究，也是积极倡导建设晋国博物馆的专家之一。
就在前几天，央视一台黄金时段的“大家”栏目，还专门采访过他。如果能请他参与接待，由他给省长讲解有关情况，并提出建议，胜算会很大。
邀请李伯谦教授的工作非常顺利，他不仅答应提前赶到现场，而且草拟了一份给省长的建议信。
省长视察是2008年5月14日，那一天，各方面的事情出奇的顺利，省长明确表态支持建设博物馆，要求临汾市和相关县市都支持曲沃，当场按排了随行的省发改委王赋副主任牵头做好省直有关部门的项目立项工作。
这件事可以说是旗开得胜。
遗址博物馆项目立项是一个复杂过程。
特别是在“国保”级单位上建博物馆，不仅投资额大，而且申报工作要到国家文物局，立项手序要到省政府各部门，具体工作牵涉文物保护、资金来源、土地占用、环境保护、道路调整、场馆规格、管理归属等诸多问题，需要各层级、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我们没有因为得到省长的“尚方宝剑”而疏忽大意，深知细节的重要，环节的关键。这其中，比较好地发挥了大学同学的作用。
我们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二届大学生，全班120人，分历史与考古两个专业。许多同学上学前已工作多年，毕业后很快就成为各单位的骨干。
不少人又在省内的社科、历史、文物部门工作，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优势。在项目立项的几个重要事项上，同学们自己能办的义不容辞去办，自己办不了的，帮助出主意想办法，甚至主动出面协调联系。
情况如果不是这样，这件事不会很顺畅。大家知道，孟学农同志2008年9月因故离开山西，他从拍板到离职，仅有4个月时间。
有人认为晋国博物馆建设从此会偃旗息鼓。然而情况不是这样的。
由于各方面工作抓的紧，上下同心协力，项目前期工作很快就基本完成，省发改委批复立项，晋国博物馆于2009年清明节后顺利开工奠基，之后的建设工作和开馆运行也基本顺利。
可以说，上山大、学历史、读七八，成了做好这项工作的最大准备和种种“加持”。这里记述几件其中与大学同学有关的事。
曲沃要建“晋国博物馆”，首先引起反响的是候马市。
候马是曲沃的兄弟县市，侯马的晋国文化资源也很丰富，比如出土了著名的“候马盟书”，发现了晋国后期的都城遗址，在那里建“晋国博物馆”也有许多理由，何况当时他们已建了个“晋博园”。
孟学农省长当年在曲沃拍板建“晋国博物馆”的事情，人刚刚离开现场，消息就传到了候马。
孟省长当晚的下榻地恰好就在候马，后来听说，候马市委、市政府的同志那天晚上向省长申诉了在候马建“晋国博物馆”的理由，好在省长没有动摇。
再后来，在项目申报过程中，到了市级层面正式审定博物馆名称时，由于某种力量的作用，领导不同意用“晋国博物馆”字样，要求标注“车马坑”三字，并且拿西安市的“秦兵马俑”来类比。
果真如此，建馆以后的社会影响会大打折扣，我们不同意，经与时任市长刘志杰同志据理申诉，他听懂了其中的意思，非常理解我们，最后定了个折衷方案：名称由专家论证确定。
这样，主导权就悄然转移到了我们班许多同学已经成为山西省历史文化考古专家的诸位手里，比如赵瑞民、孙丽萍、渠传福、师悦菊等。
“晋国博物馆”这一名称，经过专家研究，最终确定了下来。
在这场涉及曲沃和候马关于晋国博物馆建设的博弈中，文新春同学起到了难得的作用。他作为侯马市的文物局长，又与我和孙永和是大学同学，所处角色非常为难。
他虽然“冲锋在前”，但心中的天平还是倾斜着曲沃。他事后讲，从晋国源头文化的角度看，还是“曲村一天马遗址”更有说服力。
在这件事上，我自始至终没有听到过来自他的一点“小动作”。这种唯真理而不唯立场和利益的态度，使我对新春同学一直很敬佩。
他继而把文物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彭真纪念馆”上，后来的成绩也很突出。
省文物局是我们建设晋国博物馆承上启下、沟通协调的重要环节。宁立新等同学在省文物局长期身处要职，且有一定的影响力。
他不仅多年来就对曲沃和我本人工作给予很多帮助，这次建“晋国博物馆”，很多事情不仅需要省文物局支持，还需要国家文物局拍板定点。
虽然“曲村一天马遗址”有一个很大优势是国家文物局的好几位领导在北大考古系上学时来“曲村一天马遗址”实习过，对这里有感情，但我和孙永和与他们没有工作交集。在这件事上，很需要省局与国家局协调联系。
为此，宁立新同学费心不少，我们几次跑北京，都有宁立新和省局的同志与我们一起去。在最终确定关于晋国博物馆的投资方案时，省、市、县各出十分之三，余下的十分之一，是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主动提出给予支持的。
建设遗址博物馆，施工期间的文物保护是个大难题，特别是其中的一个车马坑已经揭露，国家局审批我们上报的方案时，给了很多技术指导，并顺利给予通过。
曲沃建晋国博物馆时，一开始我们还有一个担心，是省博物院的“干扰”。因为“曲村一天马遗址”出土的文物，不少长期在省博物院展出，省博物院专门辟有“晋国霸业”展区。
在众多文物中，其中一件名称“鸟尊”的文物，非常引人注目，它出土于“曲村一天马遗址”晋国第一代晋侯燮父的墓葬中，是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其肖像也是省博物院的院徽。
曲沃如果要建遗址博物馆，要大量展出文物，势必与省博物院发生矛盾。当时省博物院院长是石金鸣同志，也是大学同学，在这件事情上表现的非常大度。
石金鸣同学曾参与了省博物院的建设，富于博物馆全面工作经验，在曲沃的具体工作上给了很多指点。晋国博物馆在文物布展设计时，他发挥“省博”的人才优势，支持力度非常大。
2011年晋国博物馆启动开馆准备工作，曲沃晋国博物馆筹备处的几乎所有员工，都到省博物院对口跟班培训了一个月。
大学同学对晋国博物馆的贡献是全方位的。
博物馆建成以后的文物调拨是个重要事项，即使出土发掘在曲沃县“曲村一天马遗址“、“羊舍墓地遗址”的文物，按照国家文物管理法，管理权在省文物局，具体执行部门是省考古研究所。
在博物馆项目立项起步时，按要求，曲沃县需要与省考古研究所签订相关协议，这项工作进展也很顺利，得到了时任省考古研究所长也是大学同学张庆捷研究员的大力支持。
博物馆建设少不了雕塑，现在人们看到的一入馆区大门展示晋国雄风的“晋魂”，是由程宝明同学联系省著名雕塑家设计中标后承担施工的。
这一组人物雕像和馆前南广场三个硕大的“晋”字连体石牌楼，成为晋国博物馆的“标识”。
在博物馆进入施工阶段以后，我们参考晋中乔家大院的做法，启动了《晋文公重耳》的编剧工作，经由翁小绵同学牵线，我们邀约了省著名作家张石山主笔撰写，所写剧本获得中央广电大奖。
剧目摄制虽然还没有开始，但应该说，这件事有了一个好的基础。
政治环境的复杂性使曲沃博物馆建设少不了各方面的纷扰，这其中又得到刘巩、彭云业等同学的“保驾护航”。
如此等等。
在对晋国博物馆的支持上，除了大学同班同学以外，历史系77级的刘传旺同学也有一份功劳。
我们考虑到博物馆建成以后的人才、运行、费用、管理等情况，按照“不求所有，只求所在”的原则，在项目建设顺利启动以后，向上级申请把晋国博物馆交给省管或市管，规格按副处级编制。
刘传旺同志时任省编办主任，在他的支持下，省编办在我2011年5月离开曲沃工作前夕，下发了批复函。
晋国博物馆顺利开馆和运行是我离任以后的事。这期间，博物馆建设根据工作需要做过一次大的预算调整，这些工作都得到了继任的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和省市领导的大力支持。
晋国博物馆的开馆，是在朱晓东同志任曲沃县委书记期间完成的（朱晓东同志现任忻州市委书记）。
站在我的角度，对他们的辛劳和付出深表感谢。没有他们“一任接着一任干”的负责精神，晋国博物馆后期的工作不会很顺利，出现夭折也是有可能的。
这里没有重点讲他们，也没有讲从省上部门领导到县上乡镇村同志的辛苦，没有涉及文物系统更多的同志和朋友，比如省文管所候马文物站的吉昆璋同志，河南三门峡市文物局原局长兼虢国博物馆原馆长候俊杰同志（在建设期间，许多人误把他们当作曲沃的工作人员），只是要在山西大学校庆120周年之际，在我们大学毕业40年之际，就我班同学在其中的工作向大家做一汇报。
对于所有为曲沃晋国博物馆做出贡献的同志，他们的功绩我会铭记心中。
最后要重复讲的是，孙永和同学在晋国博物馆一事上经历了“曲村一天马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博物馆的酝酿、立项、建设和开馆运行的全过程。
博物馆建设期间，与县上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承担着协调抓总的职责，直到前几年才以第一任馆长的身份离职。
他的辛苦贯彻始终，他的才华也凝结在博物馆建设的每个细微之处，这里，我也向他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简介：
杨治平，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1978级历史系历史专业学生。1962年4月生于襄汾县北古县村。1982年9月大学毕业后在临汾市（地区）市（地区）直机关工作19年。2001年8月到2011年5月任蒲县县长、县委书记、曲沃县委书记。2011年8月到2016年3月任临汾市副市长。2016年3月到2020年5月任临汾市人大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工会主席。2020年5月后任现职。
市（地区）直工作期间，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论文和调查报告多篇。其中几篇加“编者按”发表和其它报刊转载，一篇论文摘要与经济学大家励以宁、刘国光同栏摘编。1980年代，两次获山西省社科（类）成果奖。200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立足乡土的经济学思考》。
（右四为杨治平先生)
（右三为杨治平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