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4日星期三下午14：30，山西大学121周年校庆系列学术讲座第170期开讲，历史文化学院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教授、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岳永逸教授，围绕《房舍化与馆舍化：一种非遗的解释框架》展开论述。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刘改芳教授担任主持人，百余名师生相会于线下。

讲座伊始，岳永逸教授以沃尔迪玛·哈福斯坦的一个生动比喻引出非遗的话题。沃尔迪玛·哈福斯坦说：“非遗既是一所医院，也是一支伴舞乐队：一个关注传统与社区生死存亡的严肃事业，一个服饰绚烂、灯光闪耀、旋律优美的筹款晚宴舞会”。

首先，岳老师提到自己的第一篇文稿“制造出来的非遗”。在这里，岳老师认为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实乃非遗的一体两面。随后，岳老师指出当前非遗保护存在“文化转场”、偏离价值理性，日益呈现出褊狭的民族主义、保守的地方主义等问题。

之后，岳老师阐述了非遗中存在的政治博弈与技艺现象。分别从“政治文化”“文化政治”“异化”“策略与战术”等四个方面展开了翔实说明，并指出非遗保护公约中存在的非遗悖论问题，即非遗保护公约中强调非遗的多样性、地方性与个性，但申报过程中凸显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之间的难以通约，导致非遗的同质性严重，这与非遗保护公约中强调的地方性与多样性相悖。

接下来，岳老师讲述了馆舍非遗的镜头美学。其中，岳老师说明了何为“房舍”，何谓“馆舍”。分别以北京天桥的印象博物馆和侗族大歌表演景观为案例，生动向我们解释了“馆舍的房舍化”和“房舍的馆舍化”两者间的区别。

第四部分岳老师用三个具体案例说明虽然社会传统并未因社会变迁、政体变化而断裂，但非遗保护却由于交通、人口流动、信息快捷等综合原因几乎无法实现。如此一来，非遗的变化发展又会面临新的问题。然后，岳老师指出非遗研究必须直面“非遗为何-为何保护-怎样保护？谁的非遗-谁在舞台中央？谁应该在舞台中央-谁真正在舞台中央-舞台又是谁的中央？”这三大问题，才能提升学术研究的学理性。

此外，岳老师还提到了当前非遗传承中的“出作”与“公活”现象，指出只有让非遗回归日常生活，关联个体生命价值，非遗研究才有可能实现突围。

最后，岳老师以Pierre Bourdieu的“我就当卢浮宫、杜伊勒里宫、巴黎圣母院——和市场上的圆柱——座落在我家里，在一间按照我的心愿建造的小屋里，我一个人住在这里，在十分之一公顷的一小块地的中央，有水流、阴影、草地和寂静。如果我想在这里放一座雕塑，这雕塑既不是朱庇特，也不是阿波罗：这些先生对我毫无用处；也没有伦敦、罗马、君士坦丁堡或威尼斯的风景：恳请上帝不要让我住在那些地方！我在这里只安置我缺少的东西：山峦、葡萄园、牧场、山羊、母羊、绵羊、收割者、牧羊少年。”这段意味深长的话结束了此次讲座。

讲座结束后，刘改芳与闫爱萍两位老师对本次讲座内容做了简要总结，并再次对岳永逸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地感谢。

文字来源：张琳

审核：闫爱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