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6日19:00，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学理论与实践”系列讲座第四讲于河汾讲堂开讲。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安介生教授，讲演题目为《略论地名考辨的必要性——以“河东”与“山西”名称辨析为例》，由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刘改芳教授担任主持人。

首先，安介生教授指出地名考辨之学对地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缘由在于一个古地名的演变可以是一部生动的历史，而前人对地名的解释或有错误，这会严重影响著述研究成果的质量。清代的顾炎武先生率先对“山西”之名进行考证，但其论列相当简略，搜罗也不完备。虽然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补充修订，但仍存在着的问题在于历史文献中的“河东”与“山西”并不是完全同义的地域名称，以往的学者也没有能够发掘出“山西”之名演变的真实轨迹。

其次，安介生教授向我们先讲述了传统意义上的“河东”与“山西”。山西，顾名思义，即谓山脉西侧，表示以某座山脉为座标的大致方位，本身并无特定含义，而将“山西”作为某座山脉成为某一特定区域的称谓，至迟到汉代已经出现。接着安介生教授通过对汉至隋唐相关史料的梳理与考定，提出隋唐时期传统的“山西”观念与以太行山为基准的“山西”概念处于复杂的交织之中，指明传统意义上的“山西”概念，是指陕西华山以西或崤山以东的地区，强调自然地理区域不等同于政治地理区划。

接着，安介生教授进一步提出辽金时期出现的“山西”之名，并以此为界限，强调文献中的“山西”概念内涵演变至新的阶段。辽朝时期，“山西”概念不再是局限于民众的口耳相传，而是通过王朝政令，成为行政意义上的“山西”。作为行政意义上的“山西”，最早出现于《辽史》的《杨业传》中关于北宋历史著名的战争“雍熙北伐”的相关记载，明确的反映了当时“山西”的特定含义。我们需要重点了解辽代山西路的归属与范围，此时的“山西四洲”尚且在西京道辖区之内。安介生教授还从自理地理环境的角度去分析辽朝南下并定位“山西”行政之名的深层原因，点明燕山山脉成为决定日后辽中京道、西京道和南京道三道辖境的最重要的自然分界线。金承辽制，金朝时期的山西路区划与辽朝是相近的，但金人更多的是强调狭义的“山西”。在金天德二年，“山西”的范围进行了重要扩展，为后来西京路辖区的确立奠定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金史·地理志》中无“山西路”相关记载，原因在于山西路同西京路相似，山西路为西京路的前身。至金海陵王完颜亮贞元元年间西京路取代山西路之后，“山西”之名仍旧通行，未被废止。

随后，安介生教授又讲述了“河东”与“山西”之辨。“河东”之河指黄河中段，河东郡紧临长安，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而早在秦汉时期河东之名驰名天下。而辽金时期的“山西”与“河东”地区是完全不同的行政概念，“河东”与“山西”的并立则必然是一直持续的，其强有力的证明便是元代山西道宣慰使司的成立。安介生教授借助对宋朝相关史料的考证挖掘，佐证宋朝士人仍延用于传统以华山为界的“山西”，进而强调辽金时期“山西及山西路”的出现，是后来山西作为正式行政区划名称的真正源流。辽金两朝划分“山西”范围的基准山脉是太行山脉北段（但在当时太行山脉是涵盖了燕山山脉），为日后“山西”之名内涵的扩展提供了便利。

最后，安介生教授对此次讲座进行了简短的总结，指明“山西”成为正式的行政区划名称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最早是秦汉时以华山为界，直至辽金时期，一个全新的“山西”概念出现。契丹人向中原进军，促使了狭义与广义的山西概念的出现。而契丹人惯性地将燕山与太行山作为确定方位的座标，成为金元时期山西道设置的依据。而在明代以前“山西”名号的演变过程中，“河东”与“山西”作为两个地区概念在绝大数情况下是并立的、无法兼容的。

安介生教授此次以“河东”和“山西”名称辨析为例，论述了地名考辨的重要性，对在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有很大启发。至此，本次讲座圆满成功。

撰稿：贺闪格

审核：魏春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