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上午，“守正创新的‘大先生’——纪念戴逸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一层报告厅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杨念群，《戴逸学术年谱》作者、中国清史南方研究院研究员沈秋农，戴逸先生长子、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专家戴寅，山西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秘书长郝平教授，山西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胡英泽教授，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行龙教授，以及山西大学人大校友、师生代表40余人参会，会议由中心主任张俊峰教授主持。
在座谈会致辞中，郝平教授高度评价了戴逸先生守正创新的学术品格、经世致用的家国情怀、立德树人的师者风范，指出先生作为当代中国史学界泰斗、中国清史研究的奠基者，撰写了一系列里程碑式巨作，参与构建了新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与系统完整的清史研究学术框架，并在晚年倾尽全力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为中国历史学发展树立了学术标杆。郝平表示，山西大学将以此次纪念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做强历史学优势学科，推动学术创新、人才培养与文化传承协同发展，以扎实的学术业绩来告慰先生的殷切期望。
在主题发言环节，杨念群教授用三个关键词概括了戴逸先生的学术贡献：一是“贯通”，先生打破清代历史被割裂为前近代与近代的局限，对清代历史进行了整体性把握与系统研究；二是“经世”，先生秉持经世致用的治学情怀，为国家精心培养史学人才，指引学界紧扣时代主题进行清史研究；三是“全球视野”，先生通过《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丛书推进了跨学科、全球史的研究范式，为学界树立了典范。杨念群教授指出，戴先生治学道路中蕴含的贯通古今、心怀家国、放眼世界的精神，为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戴逸学术年谱》作者沈秋农研究员重点阐释了贯穿戴先生一生的“勤、苦、乐、迷”的治学精神：先生少年时在繁重课业之余坚持标点古籍；青年时期克服无教材的困难，撰写《中国近代史稿》；身处逆境时仍坚持整理史料卡片，受外交部委托撰写《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晚年以76岁高龄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倾尽全力推动多达106卷、3200万字《清史》的撰写与修改。他强调，戴先生治学笃实、贡献卓著，堪称史学界的不朽丰碑，其治学理念值得后辈学者深刻体悟、终身践行。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专家戴寅以家属的视角，回忆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融洽的学术氛围，并讲述了戴逸先生领导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工作特点，包括高度重视国内外档案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搭建全球范围的史料搜集网络，彰显出戴先生开阔的学术格局与世界眼光。他表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学术氛围、治学方式、战略眼光等方面高度契合，对中心的建设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胡英泽教授回忆了1996年自己作为本科生聆听戴逸先生在山大讲座的经历，并从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术组织三个层面总结了戴先生的学术贡献。他指出，戴先生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从革命史到中国近代史再到清史，始终根据学科与社会需求调整研究方向、与时俱进，而且戴先生从创建清史研究所到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着力推动清史学科的三大体系建设，实现了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为青年学者规划自己的学术研究以及破解当前教育与科研融合发展的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
行龙教授回顾了与戴逸先生的深厚师生情谊，认为先生是守正创新的“大先生”，是为学、为事、为人统一的典范。戴先生连续十年担任中国史学会会长，对全国史学发展与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对山西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关怀备至。戴先生是一位思想活跃、具有开放精神的史学家，积极支持与推动中国社会史的复兴，并做出“社会史是历史科学第三条途径”的学术论断，至今仍具指导意义。行龙教授还回忆了戴先生亲自赠送《徐兆玮日记》、鼓励其深耕刘大鹏日记研究的暖心往事，并以“斯人已逝，风范常在”表达了对戴先生的深切缅怀，号召后辈学者传承先生的学术精神与治学品格。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两位中心老师分别回忆了在学生时代与戴逸先生近距离接触的点滴经历。韩祥教授通过亲身经历的两件小事，展现了戴先生主张兼容新方法、坚守史学本位的治学精神与敬岗爱业、为国育才的奉献精神。王科杰副教授通过自身经历分享了戴先生在清史研究中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不轻易否定史料的治学品格，展现出戴先生开放的学术胸襟与卓越史识。来自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多位人大校友也在座谈会中相继发言：丁俊教授指出戴逸先生的学术理念在清史研究所师生中代代相传，值得钦佩与敬仰；李琰副教授讲述了自身师门与戴逸先生的学术往事，尽显戴先生严谨负责的治学态度；晏雪莲副教授表示，从先生“勤、苦、乐、迷” 的治学精神中汲取了攻坚克难的学术动力；张歌老师谈到戴先生《乾隆帝及其时代》对边疆问题的关注，启发并鼓舞了众多边疆史研究者；乔松林副教授强调戴先生作为“大先生”的榜样力量，激励青年学者跳出世俗考核束缚，树立高远的学术理想与精神追求。学生代表23级博士生许训琪表示，戴逸先生治学的整体性视野与经世致用的学术品格深刻影响了自己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认知。
在闭幕式中，中心主任张俊峰教授对本次座谈会进行了总结。张教授以“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之学，薪火不息”高度概括了戴逸先生的学术风范与精神传承，并认为座谈会从家属、弟子、再传弟子、后辈学者到青年学生等多个维度，全面展现了戴先生的学术成就与人格魅力，这既是对先生的深情缅怀，更是一场史学精神的接力与赓续。最后，座谈会在掌声中圆满结束。
行龙教授在会上做了《守正创新的“大先生”：纪念戴逸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发言，现将发言全文摘录如下：
今年是戴先生（1926—2024）诞辰一百周年，清史所当有规模更大的学术活动。我和念群商量先开这样一个座谈会。
大概在戴先生去世百日后，我也写过一点怀念的文章，其中一篇题目就是“守正创新的大先生”（《中华读书报》2024年5月1日）。今天座谈会的主题也借用了这句话，借以表达我们对大先生的怀念。
2024年1月24日戴先生去世，30日在京举行追思会。金冲及先生年迈扶病前去参加（同年11月14日金先生仙逝）。他说：“戴逸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能够继承前辈遗产并开辟出新天地的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金冲及先生所言的“继承”“开辟”“最优秀之一”，名副其实，所以，我在此借以称之戴先生为“守正创新”。
“大先生”一词是我曾在“戴逸教授生平”的一则介绍中看到其称先生是“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这个评价深得吾心。对此，我在《中华读书报》的文章中又补充了一句：大先生是为学、为事、为人的典范。戴逸先生名副其实。
戴先生的学术贡献在他生前和去世后，想在座诸位都有了解，或者说都读过他的论著，我们都是他的学生。我这里谈两个相关的议题。一是说戴先生对中国历史学建设和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是全面的。他在1988到1998年连续两届担任中国史学会会长，全面主持中国史学会工作十年，这是迄今没有的。我今天就自己所知，只谈谈老师对山西大学历史学科的关心和支持。
戴先生1926年生，乔志强先生1928年生，他们是同时代人。1952年，新组建的人民大学开学，戴先生为中国历史研究班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乔先生曾提到他也曾到人大进修，是不是在这个班，有没有听过戴先生的课，需要查一查档案。我知道山大历史系黄仁杰老师就说他是戴先生的学生。
文化大革命前，戴先生曾在1964年到五台县阳白公社李家庄大队参加“四清”一年。他和胡华、李文海三人住在半山腰的土窑洞里，三人一条大土炕。期间有一篇文章在《历史研究》1965年第5期发表，题目是《写群众的历史 为群众写历史》。我十分后悔，在戴先生生前为什么没有请他仔细谈过这段经历！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山西大学的联系我不太清楚。只知道在座的戴寅兄到稷山县插队了。
1992年，乔志强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出版后，人民出版社主持新书发布座谈会，戴先生以中国史学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了新书发布座谈会，发表了热情洋溢、充分肯定的讲话。
1995年，我考取戴先生的博士生。
翌年，1996年，山西省教育厅主持重点学科评估，受乔先生委托，我陪戴先生、王庆成先生坐火车来到山西大学参加评估。第二天，戴、王一起在主楼三层作报告（记得，戴先生的江南口音有时听不太清，我还斗胆上讲台在黑板上替他写板书。当时听讲座的就是胡英泽他们这一班的同学们）。
2000年，山西大学获得中国近代史博士点，当时，山西大学博士点申报时，带头人是我和王先明，再加上社科院的张正明先生。我们是全国最年轻的的带头人。戴先生、李文海先生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不容易。
我想，这只是一个山西大学，他对其他学校、对全国各地历史学科发展的关心和支持都有很多，他对中国历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说到老师的的学术贡献，我想有一点要重视。这就是他是一个思想活跃、具有开放精神的史学家，这一点从他的一系列论著中，从清史工程的编纂中都得到了体现。从中国社会史的复兴，到今天蔚然成风，戴先生都在鼓与呼，都在积极的推动和实践。
1997年，老师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不长的文章，题目是《加强社会史研究》。这篇文章中，他认为，社会史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又是一个多学科交叉渗透、具有“边缘学科性质”的学科（以下引文几乎是原话）：
过去的中国历史学，主要研究人物的活动、制度的得失、事件的因果。人物、事件、制度的总和就构成了全部历史。晚近，出现了另一种历史研究的途径，即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文化思想等不同方面切入历史与解剖历史。也就是理清脉络、揭示规律，从分析的研究走向综合的研究。
社会史的研究与这两种研究途径不同，社会史“研究社会本身，研究其构成、变迁、运行、研究各种社会问题，就是研究历史本身。这是近十多年来受到社会学复兴的影响而勃兴起来的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途径”。
社会史所要研究的是普遍性的社会现象，而不是研究社会上个别人物和个别事件。
社会史研究的问题更具普遍性、抽象性、对历史的延续更长远、更深刻。它是历史长河中强劲的潜流，不是浮在表面稍纵即逝的泡沫。它深入多数人的生活，关系到多数人的利害。
社会史的研究更贴近下层人民的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组织以及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牵涉的到全体老百姓。社会史是真正研究底层人民自己的事情。
我想他在近三十年前的这些见解，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史研究仍有很大的启迪意义。昨天、前天，我们连续两天讨论社会史，集中到一点的共识就是：社会史是研究不同社会中的不同人的历史。
1992年。乔先生出版了标注本的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戴先生一定是看过了。而且，戴先生一直重视日记对历史研究的价值。他在《恽毓鼎澄斋日记》的序言中提到：“以往我们对晚清日记的解读与研究多只注意与重大政治事件相关的那一部分内容，而忽略日记中对日常琐碎生活的描写，而中国历史研究要实现突破，恰恰要把目光投向这些日常生活的描写，以展现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更广阔、更复杂的层面，以及实现历史转变的全貌。前几年乔志强同志在点校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中对此已有所反映”（《澄斋日记》2004年出版，文章应在之前）。
2017年，我从学校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决心继续30多年前的刘大鹏研究。2018年，应该是参加清史所建所40周年庆典后，第二天晚上，我带着在北京的女儿和女婿拜访老师，向他请教。我说老师的《乾隆及其时代》是一部不朽之作，您是“贤者识其大，我是不贤识其小”。他说大小是相对的，鼓励我要从研究刘大鹏反映时代的变迁。当时他就推荐我去读《徐兆玮日记》（常熟人士）。家里没有此书，后来，他又托戴寅从清史编纂委员会找来一部《徐兆玮日记》寄来，供我阅读参考。真是感动莫名，同时也是对我的激励。现在，我的大部分精力都在读刘大鹏及相关的资料，心想，这是两位老师的期待呀！心里很是忐忑，战战兢兢呀！
斯人已逝，风范常在。怀念老师，怀念大先生。
文字：行龙
校对：贾登红
二审：向晋卫
三审：桑煦丽